本周，約翰?桑希爾（John Thornhill）在《金融時報》撰文，探討機器人殺人的權力。

想象一下這樣的未來場景：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正在逼近敘利亞的拉卡(Raqqa)，決心消滅ISIS。多國部隊出動一批致命的自主機器人，圍著城市四處飛行，追蹤敵人。利用面部識別技術，這些機器人識別和殺死ISIS的指揮官，斬落了這個組織的頭目。在聯軍和平民傷亡最少的情況下，瓦解了不知所措、士氣低落的ISIS部隊。

這聽起來是很好地運用了技術。事實上，有很多人不這么認為，包括人工智能領域的很多專家。

去年7月，眾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警告稱這種技術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幾年以后——而無需幾十年——就有可能部署“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它還有一個不相稱的簡稱，Laws，意為“法律”）。不像核武器，這類系統可以以低廉成本大規模生產，成為“明天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槍(Kalashnikov，即AK-47)”。

“它們早晚會出現在黑市上，落入恐怖分子、希望更好地控制民眾的獨裁者和想要進行種族清洗的軍閥的手中，”他們表示，“在軍用人工智能領域開啟一場軍備競賽是一個壞主意，應該對超出人類有效控制的攻擊性自主武器施加禁令，以防止這樣的軍備競賽?！?/p>

美國大體上已承諾放棄使用攻擊性自主武器。本月早些時候，聯合國(UN)在日內瓦舉行了有94個軍事強國參加的新一輪談判，旨在擬定一項限制此類武器使用的國際協定。

主要論據是道德層面上的：賦予機器人殺人的代理權，將越過一條永遠不應被越過的紅線。

因為開展反對地雷的運動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喬迪?威廉斯(Jody Williams)是“阻止殺手機器人運動”(Campaign To Stop Killer Robots)的發言人，他表示自主武器比核武器更可怕?！叭绻恍┤苏J為把人類的生殺大權交給一臺機器是可以的，人性又何以處之？”

除了純粹的道德問題以外，還有其他令人擔憂的問題。殺手機器人會降低戰爭中的人員成本，爆發沖突的可能性是否會因此提高？如何阻止這類系統的擴散？當它們出問題的時候誰來負責？

在一個哲學研討會上，反對殺手機器人的道德理由已是足夠明顯。問題在于，你越是近距離地觀察它們在戰爭硝煙中可能的用處，就越難分辨出道德的界限。（有限自主的）機器人已經被用于戰場上，應用在拆彈、排雷和反導系統等。它們的應用范圍還將大為擴大。

軍工界用其最愛使用的置身事外的論調，對機器人不同的自主等級進行了區分。第一類被稱為“人在環中”(humans-in-the-loop)，包括被美軍和其他軍隊廣泛使用的“捕食者”無人機。第二級的自主是“人在環中系統”(humans-in-the-loop system)，人對機器人武器系統進行監督，包括防空炮。但現代戰爭的速度和強度讓人懷疑這種人類的監督能否形成有效控制。第三類是“人在環外系統”(humans-out-of-the-loop system)，比如完全自主的無人機，這種可能是最致命的，但也很可能是最容易禁止的。

人工智能研究人員通過發表公開信，引起人們對這場辯論的關注。

歐洲圣戰主義的形成

本周，以色列前外長施羅默?本?阿米（Shlomo Ben-Ami）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了題為《歐洲圣戰主義的形成》的文章，他曾寫過《戰爭傷疤，和平創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劇》（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一書。

文章提到，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曾將歐洲這塊基督教大陸的誕生與公元八世紀與伊斯蘭教的決裂聯系在一起。皮雷納或許永遠也不會想到布魯塞爾有朝一日會出現穆斯林貧民窟，更不會想到這里會成為圣戰主義的中心，眼睜睜看著被邊緣化和憤怒的穆斯林青年從歐洲的境內反抗歐洲。

美國發動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為以色列提供無條件支持并一再支持阿拉伯獨裁者。為什么美國并沒有遭受到境內圣戰情緒高漲的打擊？近年來，歐洲甚至為阿拉伯國家提供了更多的直接幫助。

本?阿米看來，雖然西方——尤其是美國——過去50年來在阿拉伯世界的確犯下了嚴重的政策錯誤，但外部勢力卻不能完全對地區的危機負責。目前的局勢是一場深刻的文明危機的結果——只有阿拉伯世界的民眾才能解決它。

如果歐洲的外交政策并不承擔阿拉伯世界當前局勢混亂的責任，那么它無疑也不應是歐洲境內圣戰主義崛起的理由。真正的問題其實在于國內：在于嚴重缺乏與歐洲穆斯林青年社會正義、教育、住房和就業相關的有效政策。邊緣化帶來挫敗感，日益嚴重的伊斯蘭恐懼癥和整個歐洲大陸吵吵嚷嚷的右翼運動崛起又為這種挫敗感火上澆油。

歐洲圣戰者絕大多數來自底層證明了這種聯系確實存在。他們既缺乏對伊斯蘭教教義的真正理解，也缺乏改善生活的實際機會，因此非常容易成為極端分子的獵物。圣戰主義以其絕對的確定性和莊嚴的使命感為這些迷茫青年提供了目的感、自豪感和自我認同——更不用說還有冒險的機會——此外還為他們提供了對剝奪其上述權利的“家園”發泄憤怒情緒的出口。

美國的穆斯林現狀凸顯了歐洲的失敗政策。像絕大多數美國人一樣，美國穆斯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美國夢。他們大多是中產階級，而且盡管所有人都在談論經濟不平等日益嚴重，但他們并沒有放棄在美國辛勤工作和積極主動就能得到回報的信仰。

美國是一個移民之國，其充滿活力的經濟一次次的讓新移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歐洲的情況則恰恰相反，提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一向是相當困難的；而且在經濟停滯和失業率驚人高企的情況下，提升社會地位的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在社會領域，美國也能賦予穆斯林某些歐洲無法賦予的寬容。美國本質上的宗教文化使得穆斯林能比在世俗的歐洲在更大程度上保留對自身身份的認同。事實上，美國個人責任和憲法愛國主義的核心價值觀相比歐洲更激進的世俗自由主義對穆斯林而言更容易接受。因此，穆斯林移民在美國的融合和同化更容易取得成功，作者看來，這也是歐洲需要反思的地方。

歐盟第一個提出“非自由國家”的領導人

近日，法國《世界報》刊發題為《歐爾班·維克托，歐洲非自由民主國家的設計師》的文章。2014年，這位匈牙利總理詳述了他的民主概念，或者說他在其國內實行民主的方法。他當時表示，“迄今為止，我們經歷了三種形式的國家結構：民族國家、自由國家和福利國家?，F在的問題是，接下來將會出現什么形式呢？匈牙利的回答是，建立在勞動價值基礎上的國家將接替它們……我們在匈牙利建設的新國家不是一個自由國家，它是個非自由國家”。

文章稱，到目前為止，歐盟國家還從未有一位領導人提出這樣一種概念。然而，按照布達佩斯的說法，這種可選擇的民主制度或許會催生與歐盟創始人的價值觀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它可能取決于秩序、對媒體的控制、家庭、宗教、將受清洗的往事神話化、實行社會福利補貼、甚至想要將死刑重新納入“議事日程”。

他將自己的模式與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者所繼承的生活方式對立起來，并且想要使作為歐盟外圍國的匈牙利成為一個有預見的世界和一種有預見的想法的新中心。

文章稱，非自由民主的概念是美國記者法里德·扎卡里亞1997年起在《外交》雙月刊上作為理論來探討的。保加利亞政治學家伊萬·克勒斯特夫是為數不多認真關注了這一“非自由民主”潮流的人士之一，他解釋說：“這是一個曾經的自由主義者。他的力量來自他能夠說出的事實：我從那里來，而且這是行不通的。”

歐洲成了歐爾班肩負使命的新地方，尤其是在移民危機導致脆弱的政權變得不穩定之后，如奧地利。

歐爾班的影響力日漸增大。盡管有著魔鬼的名聲，但他從來都不是極右派要排擠的人。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和法國的共和黨人士以及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一樣，是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家族歐洲人民黨的成員。歐爾班在布魯塞爾得到了諸如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主席曼弗雷德·韋伯和前任黨團主席約瑟夫·多爾等的大力支持，后者曾在2014年支持他再次當選。這是歐爾班遭受了歐洲部分政界人士非難而毫發無損的原因。

聯合國2月訓斥歐爾班，因為他在6年的時間里讓人們投票通過了諸多法律，摧毀了大部分抗衡勢力，進而“削弱”了民主政體。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最近在其年度報告中指出，匈牙利與中歐國家相比等級下降，而中歐國家非常落后的民主結構可能與巴爾干半島國家如阿爾巴尼亞或馬其頓的結構相當。然而，歐洲面對使其動搖的“多種危機”，從“希臘退歐”到“英國脫歐”，再加上移民危機和俄羅斯的咄咄逼人，似乎陷入了癱瘓狀態。它確實感覺受到了分裂的威脅。